从辩证的角度来看，命名是常例，每个人一生都要经历的改名是特例，不具有普遍性。 但是，改名实际上也是被命名的。 不过，原来的基础不是“白纸”，只是本来就有名字。 改名的事例从以前开始就很多。
孩子刚出生或小时候刚起名，自己不能参加的意见多由父母的家人、亲戚朋友决定。 这样取出的名字，并不一定受到孩子的喜爱，也不一定能体现出个人的性格和抱负。 改名的情况比较复杂。 也有人纯粹因为不喜欢过去的名字而换成新名字。 前几天和现在在乡下，都有给孩子起丑陋名字的习惯。 孩子长大后，特别是读书后，觉得名字不好问，品行不端，就更改名字； 有时自己取，有时父母主动帮忙改名。 生活中常见的是，一个孩子原来叫铁蛋，或者妹妹，到县中学回来时，变成了志坚、文援。 例如，鲁迅先生的伯父原来叫“仲升”，北京话里的“仲升”字发音和“伉生”一样，伉生用来指家畜，含有骂人的意思。 所以他不想用，硬换了老板应该叫的名字伯升。
有人改名，并不是因为真名封建粗俗，就想取更有意义的好名字。 比如，一个女孩子觉得萍花不够，不如换个新名字，把名字里这样的词去掉，保留别的意思。 例如，元慧萍把萍字去掉，改成了一个“慧”字。 这种改名，动机是对美的追求，改名者试图使自己的名字与自己的审美追求和社会普遍的美学理想相契合。
正确且鲜明地表现了名主的抱负、志趣的改名所占的比例大概是最大的。 父母和家人给孩子起名，往往离不开自己的感情和对孩子的期待，不一定符合孩子的感情愿望，所以有时会改名。 武则天、李自成改名就是这样。 像宋代柳开一样，年轻时仰慕韩愈，后来改名为开，以为可以另辟蹊径。 近代女革命家秋瑾，原名秋闾瑾，小名玉姑。 后来，为了表示女子不输于抱负，去掉了名字中的“闰”字，自称为“竞雄”、“鉴湖女侠”。 一代画师徐悲鸿，原名寿康，寓意福寿安康。 为了在艰苦的环境中振奋精神，他毅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悲鸿”，自称“江南穷侠”。
时代潮流也往往是改名的原因之一。 当思想文化的风潮像强劲的东风吹来时，必然会影响到一些人，在他们心中激起涟漪，掀起狂涛。 就像清末革命党人一样，投了人民革命队后，纷纷改名，章太炎、蔡民、胡汉民、汪精卫都是这股思潮的产物。 胡汉民原名衍鸿，改名汉民，代表堂堂大汉之民。 蔡元培原为元清进士、翰林院编修、字鹤卿。 思想转变后，变字之民，表现为炎黄之婴。
二三十年代，西方的各种思想吹到了中国，就有人应该改名为“风”。 著名作家巴金的真名李德克根在巴黎留学时，因崇尚巴枯宁和虏伯金的无政府主义，从他们名字的首末各取一个字而成名。 陶行知是少年时就殷服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旧名知行。 在美国逗留后，他受到实验主义的影响，认为什么事都不应该知道再行动，而应该行动后再知道，所以改名为行动知识。
在现代，由于时代的影响，改名的情况也不少，其中影响最大的时代风潮可能是文化大革命。 当时，为了赶时髦、跟党，很多人把卫红、学青、学彪，女孩子起名为武、斌等。 因为当时，有名字登天的，也有落地的。 为了顺应时代的潮流，给名字起名、更名是可以的，但千万不要把名字束缚在历史的战车上。 不这样做的话，结局往往会很奇怪和悲伤。 因为一旦流行起来，这些名字又变得不合适，就会有人改名。
改名多是自愿的，但也不排除被动的情况。 中文同音很多，偶然写了别的字，很难改正，所以也有弄错就弄错的名字。 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的改名就是如此。 李四光原名李仲一揆，14岁时，他去日本留学，无意中在护照上的姓名栏里填了年龄“十四”。 护照不能篡改。 于是他把“十”字添上笔，改成了“李”。 但是，“李四”这个名字很不雅，他抬起头一看“光被四表”的匾额，在“四”字后面加了一个“光”字。 “四光”有“四方之光”的意思，是个好名字。 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圈里总是能找到一两个这个名字。 但这种被动改名不是名主之材，其他情况必须改变。
在封建时代，皇帝、上司的好恶关系到一个人的性命。 皇帝不喜欢的名字必须改变。 很久以前，有一个叫杨林的人参加了科举考试。 有人说他的名字和反叛首领的名字一样，应该改名，否则考试恐怕不及格，这个人只好改名为杨上林。 ***先生也曾避祸改名。 ***原名文，字载之，鼓吹革命流亡日本，为便于革命行动，改名中山樵。
另外，封建时代的禁忌制度也让很多人改了名字。 汉代蒯彻改名为避开汉武帝刘彻。 晋代王衍避讳成帝，改名夷甫；南齐著道避讳高帝萧道成，改名景；五代后唐杨抚，姓名右半部犯明宗讳，改名光远。
